手执竹杖，身穿赵孟頫所绘苏东坡像的宋制汉服，川大教授蔡尚伟总是乐此不疲地现身于各地的文化讲座及产业论坛。由于多年身穿汉服，不遗余力地推广传统文化及学术理念，蔡尚伟被广大网友称为“汉服博导”。

18岁时考入四川大学新闻系，未满34岁便开始指导博士生，他被称为“中国最年轻的传媒博导”，也曾作为文化产业理论界唯一人选获得中国“2009文化产业年度人物”荣誉称号。

如今，已逾知命之年的蔡尚伟身上不乏传统学者的特征——冷静、审慎、充满思虑，习惯从更加宏观、纵深的维度看待事物。与此同时，他又从不隐藏其身上非常个人主义的色彩：时而充满激情地演讲、时而与异见者提笔“论战”、或纵情于山水之间、或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野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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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种程度上，相较于那些甘坐冷板凳，埋头书海、苦心钻研的学者而言，观点新奇、言辞犀利的蔡尚伟显然是一个“异类”。他频频“出圈”的行为及其主张的学术思想，在相对稳健的学术界，稍显格格不入。他也因此招致了个别来自学界的微词与质疑。

但他始终坚信——唯有跳出种种“象牙塔学术”的窠臼，用心去倾听、观察，才能走出一条正确感知周遭、捕捉社会变化、洞悉学术趋势的实践之路。

正如苏珊·桑塔格在《反对阐释》所言，“艺术，就像我们自身一样，需要一些外界的帮助才能变得真实。然而，阐释变成了一种偏见，使人对艺术作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……我们应当，学会更好地观看，更好地倾听，更好地感知。”

四川大学 图片来源：四川大学公众号

谈及身上背负的种种“符号”，蔡尚伟毫不避讳地说，“我并未追求将自己活成怎样的标签或符号，我享受的是这一过程中，对于世界的真切感受，对于学术前沿脉搏的把握，以及我一直所追求的‘建设学派’思想的践行。”

最新一期的《文创狂人》栏目，每日经济新闻记者（以下简称“NBD”）将目光对准了这样一位深耕学术领域及文创领域的“网红博导”，文化产业（中国）协作体专家委员会委员，四川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，中国新闻奖评委，长江韬奋奖评委——蔡尚伟，分享他眼中的汉服热潮、大学之用以及建设学派。

“做自己喜欢的事，哪需要什么勇气”

NBD：我最初见你身着汉服出现在公共场合，还是在一次关于世界文化名城的论坛上面。某种程度上，当时你跳脱、大胆的形象打破了传统人文学者在公众面前的固有印象。你是否担心近年频繁以此装扮亮相容易被大众“符号化”和“脸谱化”？

蔡尚伟：你无论做什么事情，总会面临大大小小的质疑，被贴上各种标签。之前，我身穿汉服出现在2019年的首届三国文化国际汉服节上，当时很多人都说我有勇气。我就在想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哪里需要什么勇气呢？

事实上，汉服的发展历史透射出了中国的艺术、哲学、人文等多重文化底蕴，这里面有许多文化要素可供现代人继承创新。然而，我们在过去数十年快速的现代化过程中，仿佛切断了与历史的联系，在文化领域过于“趋西崇洋”。作为一名人文学者，我觉得有这样的责任——唤醒大众对于传统文化的关注。

我从不担心因为自身成为“符号”，而“削弱”了所谓学术性的一面。我身穿汉服，在不同场合论述中华文化的符号意义就在于——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看到并珍视我们的传统文化，重建与过去的联结，重拾我们的文化自信。

蔡尚伟 图片来源：受访者提供

如今，成都是大家公认的“汉服第一城”，有发展汉服产业深厚的文化土壤，也培育起了一大批年轻消费者群体，但还是缺乏承载汉服产业发展的大型载体。未来，不光是年轻人群体对汉服文化的继承和发扬，政府、企业、媒体和学校都应加大对汉服文化的关注和扶持。

NBD：请分享下你对于汉服文化的理解。在如今这个信息高度发达、价值观激烈碰撞、人口急速流动的时代，汉服文化有哪些内核是我们现在所欠缺的？

蔡尚伟：从最初的意义来看，蔡邕在《独断》中谈到“天子常服，汉服受之秦”。汉代的天子常服，它从秦代延续下来，这是“汉服”这个词的第一次使用，汉服就是指汉代的服饰。从考古的角度来说，《马王堆三号墓遣册》中有关于“汉服”最早的记载：“简四四‘美人四人，其二人楚服，二人汉服’。”

狭义而言，汉服就是汉民族在清朝入关剃发易服之前，上自黄帝尧舜下至明末，漫长的数千年的历史时期，汉民族、华夏民族这种风格的古代服饰。据我观察，这种意义的汉服在如今的汉服“同袍圈”是最流行的。

事实上，我今天想强调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之下的汉服——它是具有中国风范的服饰体系。某种意义上，汉服这个词与唐装、华服这些词是同位的关系。它一定是世界格局之下代表中国，代表中华的服饰文化。

从根本上来看，汉服承载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诸多美学的要素，包括它的形制、工艺等。但更重要的在于它内涵的价值取向——和合文化，这在当今社会是弥足珍贵的。它是没有民族主义倾向的，其内涵是天下一家的。

成都香槟广场内一市民选购汉服头饰 图片来源：每经记者 张建 摄

跳脱学科的藩篱 拒绝“从一而终”

NBD：我知道，你很久以来都主张一种跨学科式的大学教育与实践。你在日常教学中，很少会带教材去给学生上课，也不指定教材，常常结合热点探讨专业理论，因而深得学子喜欢。就新闻传播领域来看，你是如何理解大学教育的？

蔡尚伟：我一直都认为新闻专业的教育应该“先大后小、先总后分、先博后专”。

何为“专业”？就是把正在做的事儿，应该做的事儿做到最专业，不是“画地为牢”，不为所谓的专业或某一阶段性的行业“从一而终”。学新闻的人就应该什么都懂，紧跟时代热点。仅仅局限于课本上的知识来教学是行不通的，要在博学的基础上再追求专攻。

早年间，无论是制作电视专题片，创作广告、报刊文学以及电视新闻作品，还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科研项目的研究、主持等，我都认为人必须要专于业，但是不能被专业所束缚。作为学者一定要“博而精，不可狭而窄”，不能将自己固化在一个个“小我”。一个人若是仅仅局限在眼前所谓的“专业”中，就会被“专业”这个圈子所束缚。

要想得到长远的发展，具备综合的素质与“全景式”的观念格外重要。像是近年来我跟团队率先提出“智能文创”的学术概念与理论框架，并积极尝试“智能文创”实践。同时还为成都市编制《成都市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》，以及多次为中宣部、文化和旅游部等中央部委提供内部研究报告。这些都是需要极强的跨学科视野与能力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在学术界走得略微靠前。

我以前在川大读书时，哲学系有一位叫陈昌文的老师，他的哲学课一上来就讲文学，然后又讲管理学，完全没有学科界限，将学生引导去更加自由的思想世界。陈老师的风格对我之后的教学及实践的影响特别大。

我认为我自己就是一个“无专业”“无单位”“无工作”的学者（笑）。根据社会需要，跨学科研究、做交叉学科的研究，所以无专业；面向整个社会，根据实际问题整合学术资源，所以无单位。

蔡尚伟 图片来源：受访者提供

NBD：但我发现现在的学术界依然存在着普遍的“唯论文至上”“神话SCI”等现象。你是如何看待的？

蔡尚伟：总体来看，我认为凡是能够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的学术资源、思想资源，我们都应该选择包容、吸收、利用，而不是囿于学科之别、专业之分。过度地追求发表论文，千方百计去贴近那些相对“滞后”的学术标准，会让学者陷入功利主义，远离了更加精彩的社会实践。

从行业或是专业来看，过于偏重某一细分领域，有其不足的一面——因为任何行业或专业都是从社会实践中衍生出来的，其本身具有时代特征与行业发展特征，有逃不过的“生命周期”。这一点在高校的教育及学术体系中，是被长期忽视了的。

可是另一方面，对于以科层制为特色的高校来说，跨学科是有难度的。特别是在教育系统的考评体系上，仍然比较传统，真正做综合性研究、交叉研究及跨学科研究会面临比较大的阻力。我早年间在做“美丽中国”“美丽乡村”系列跨学科、跨领域研究的时候，投入的热情有多大，遭遇到的消极因素就有多大。

不过，目前我关注到一个好的转变是——国家层面开始认识到不管什么学科，不管什么学问，如果不能实实在在解决社会和人民所关注的问题，肯定是行不通的。因此近年国家教育部、科技部都出台了一些政策，包括“不唯SCI”“不唯论文”，甚至鼓励打破学科界限，鼓励交叉学科等等一系列政策取向。这对于我这样长期活跃在实践一线的学者来说是非常欣慰的。

蔡尚伟 图片来源：受访者提供

“批判只是起点，建设才是终点”

NBD：在新闻领域，你开创了传播学“建设学派”，致力于理论与实践的贯通融合，逐步构建起一个比较完整和系统的学术理论体系。你最初发起“建设学派”的初衷是？

蔡尚伟：“建设学派”是我多年以来一直探索的领域，我的理念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“经世致用”“实事求是”等思想的影响。我一直认为学者应该是既关心此岸世界也关注彼岸世界的人，一方面对于原始的、彻底的抽象理论有着极强的探索欲，另一方面又有着敏锐的现实关怀和社会关怀。

早年间，我在四川省广播电视厅工作，参与制作了百余部（集）电视专题片，创作了大量的广告作品、报刊文学以及电视新闻作品。这段经历对我之后进入高校从事学术研究有着非常大的影响。

传媒界的经历让我接触到社会的方方面面，我习惯以一个观察者、参与者的身份置身其中。唯有不断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，才能更好地捕捉事物及行业的发展规律。于是，我开始对那些空洞的说教、形式化的“坐而论道”产生根本性地排斥，对某些“唯论文至上”并“反实践”的学者提出了批判。

回到高校后，我花了一年多时间研读法兰克福学派，待我读完之后，我发现凡是真理性的判断早已出现在常识里。而那些晦涩难懂的学术理论要么不符合中国的国情，要么是对当时传媒业和社会的“隔离”与“误解”。

针对当时的一些学术乱象，我尖锐地概括出八个字“不知所云，不知所措”。“不知所云”意为故作高深之词、用复杂的学术词语层层堆叠、构筑起自己所谓学术的“护城河”；“不知所措”意为打着自由的旗号随意批判，但批判后从不提相关的解决方案。

我始终认为，尖锐地、精准地批判只是学者的起点，如何促进问题解决、不断建设才是学者的终点。

四川大学 图片来源：四川大学公众号

NBD：我观察到，“建设学派”曾有过非常高光的时刻，影响过地方和中央的相关决策层。但目前来看似乎出现了“青黄不接”的状态，学术影响力也慢慢减弱，归于平淡。从最早成立四川大学“美丽中国”研究所、中国美丽乡村研究中心（四川大学），到近两年成立“互鉴书院”，我看到你不断转换载体，试图重塑一个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平台。你认为是怎样的原因造成了“建设学派”的相对式微？

蔡尚伟：一直以来，我都主张跨学科的教育与学术实践，推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，在各个学术场合大力主张“建设学派”。但让我难过的是，“建设学派”理念的接受度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水平。

一方面，“建设学派”的理念在某种程度上“冲击”了原有的学术评价体系，招致了不少反对的声音。与此同时，原有的学术壁垒，也非我一人之力可以撼动的。与此同时，“建设学派”的学术实践对于高校学生、学者的升学升职、绩效考核在现阶段没有 “立竿见影”的帮助，大家还是迷恋于原有的学术评价体系。那套体系，是有迹可循的，按照那样做学术，更容易“出彩”。

另一方面，可能也和一代人的“时代情绪”有关。可能因为时代的演变、物质财富不断丰富，年轻人对精神生活的兴趣在降低。在新媒体营造的碎片化、表层化的媒介环境之下，年轻学生缺乏深入思考的习惯，对于系统性思想观念的兴趣显著下降。大家更愿意从短时期的诉求出发（例如考试、升学、就业等），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评价和使用学术资源，以进入到某一学术领域。

蔡尚伟 图片来源：受访者提供

此外，年轻学生了解社会、引领社会的意识普遍不强。我一直认为，对于年轻人来说，在学术上有所不足并不可怕，但如果不能认识到这种不足并鼓起勇气去改变的话，这将是更大的缺陷所在。

虽然，现在的学术界已经有了一些反思和进步，但很多理论还是停留在以西方理论为“绝对真理”的层面，国内学术界无论是年轻学者还是资深学者都需要敢于原创理论，从理论层面开始建设，而这依然任重道远！